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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謇:状元实业家

2017-05-09 10:13 出处: 人气: 
  在中国历史上,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,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则只有一位,那就是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“实业救国”的先驱张謇。
  
  张謇是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人。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,祖父是文盲,父亲识字也不多,但聪明的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,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《千字文》。有一天,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,便以“人骑白马门前过”为题,让学生对下联。张謇的三哥对的是“儿牵青牛堤上行”,而张謇对的是“我踏金鳌海上来”。老师大喜过望,说他志向远大,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。
  
  但是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,他16岁考中秀才,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;此后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,都名落孙山。他一气之下,把应考用具都砸了个粉碎,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!
  
  1894年春天,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,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,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,再次应考,没想到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(龠禾)的赏识,中了头名状元,并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。然而这年6月,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。张謇满腔义愤,和翁同(龠禾)等人一起,积极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。他一再写奏章给皇帝,抨击李鸿章的卖国投降主义。在斗争正激烈的时候,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了,按照当时礼教,他必须回到家乡去服丧守孝3年。于是张謇匆匆离开了京城。
  
  第二年2月,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,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消息传到南通,张謇对腐败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。他深深地感到,要使中国“不贫不弱”,不受外国人的欺侮,当务之急,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,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;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,以求民富国强。他认为,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,就应当正视现实,勇于投身实业,以拯国家于危难,救百姓于水火。所以,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,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,他明确地表示: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,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!”
  
  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,也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,他原先和张謇就有交往,也有在苏州、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。他看到张謇是新科状元,又热心于实业,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。这正和张謇的心意不谋而合。因为南通地区滨江临海,交通便利,气候适宜,无霜期长,是传统的产棉区。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,而且质地洁白,纤维长,富有弹性,很早就以“沙花”而闻名天下。同时,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,他们织的“通州大布”远销东北市场,深受欢迎,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。此外,从当时的情况看,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它工业要少一些,生产周期短,能较快地获得利益。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,都促使张謇放手大干一场!
  
  1895年6月,张謇到江宁,与张之洞谈妥了办厂的事,回到南通,跟当地的豪门富户和亲朋好友一说,当即有人赞成,答应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事情渐渐有了头绪。第二年春天,张謇把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、陈维镛、刘桂馨,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、潘鹤琴,以及上海绅商樊时熏等人请到家里,商量集资认股的事情。大家议定以100元为一股,并分别认定了自己负责募集的股数,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。这6个人被人们称为纱厂初期的“通沪六董事”。当天,他们又现场勘察,选定了南通城北15里的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,并且确定厂名叫“大生纱厂”。
  
  大生纱厂的旗号一打出来,开头也是轰轰烈烈的。大家见领头办厂的是个状元,既觉得新鲜,也感到心里踏实,所以投股的人相当踊跃。特别是唐家间一带的农民,听说土地可以入股,便纷纷以土地折股,省下了厂方不少购地款。张謇又仗着熟人朋友多,亲自写信到处为工厂作宣传,也招徕不少股东。
  
  这样算下来,建厂所需要的资金该够了;可是,购买机器所需要的资金,就完全没有着落了。张謇只得再去找两江总督。这时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,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。刘坤一的态度很热情,然而谈到钱上,他却也表示为难,先让张謇打他的旗号去借,后来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。张之洞总算是积极支持张謇的,他为了在湖北办纱厂,已经向国外购了一套机器,这时便决定,如果南通的大生纱厂厂房先完工,就把这套机器先让给大生纱厂用。
  
  经过几番周折,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,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。1899年4月14日,大生纱厂正式开工,纺出了第一缕棉纱。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,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。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,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。他们知道,为这纱厂,前后5年间,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,受了多少磨难!他一个堂堂的“状元公”,不得不东奔西走,集资筹款,看人家的冷脸,听人家的嘲讽。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,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说:“纱厂烟囱高,何时才冒烟?机器虽然响,何时纺出纱?”如今烟囱冒烟了,机器出纱了,张謇能不高兴得流下喜泪吗!
  
  董事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互相道贺。张謇便趁着这个机会,把大家召集起来,商量订立厂规厂约的事。他说:“头一脚虽然踢出去了,但正式生产,没有个规矩是不行的。国有国法,家有家规,这么大个厂,没有厂约,怎么负责理事?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!”可是这些人对于办厂并无经验,也不知道厂约该怎么订。幸亏张謇早有准备,提出了自己的方案,从总董事、分职董事、车间执事的职责,到各车间、各账房、各栈所的管理,以及考核标准,奖罚等级,一条条说得头头是道。董事们听得心悦诚服,一致决定就按张謇的办法去做起来。为了提倡新的风气,打破陈规陋习,张謇还规定:“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‘先生’,不得沿袭‘老爷’旧称。”在19世纪末的中国,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,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。这些措施的实行,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,形成企业新风气,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,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。可是,谁也没有想到,大生纱厂的机器只响了半个月,就突然停了下来。张謇急忙查问,才知道是买棉花的资金用完了,厂里不得不停工待料。管资金的董事前几天已经向张謇反映过这个资金不够周转的问题,张謇因为正忙着办纱厂的附属学堂,希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机器的工人,所以把这事给忘了。他内疚地宣布,要给他自己记过一次,并且当即想办法,一方面让厂里把纺出的纱卖了,先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,同时决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作为工厂的周转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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